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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的pos機好不好
第一講新形勢下金融科技變革與轉型 /**/ 第一講 新形勢下金融科技變革與轉型楊濤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產業金融研究基地主任，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京立言金融與發展研究院院長、北京金融科技研究院監事長、廈門鷺江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長。研究興趣包括:宏觀金融與政策、產業金融、金融科技、支付清算等。
金融科技的發展和變革眾所周知，金融科技不僅要從金融自身來談，更重要的是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大環境，了解因素的變化、周期的變化。2020年一季度無論是從短期因素還是從長期因素來看，全球經濟下行的壓力進一步凸顯。比如，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下調了2020年的增速預期，也下調了美國、歐元區、日本、英國前期預期的經濟增長，這進一步反映出人們對2020年經濟發展前景的擔憂。
我國近兩年也面臨經濟轉型的重要挑戰，經濟增長的源泉主要包括要素積累和技術進步。要素積累可以是儲蓄率上升帶來的資本積累，勞動人口增長帶來的勞動力增加。支撐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要素環境也發生了眾多變化，而疫情加劇了這種負面的影響，短期內實現經濟轉型存在一定的困難。
然而，從邊際上來看，還是有一些改良的方向，這些改良有助于緩解經濟下行的壓力。其中一個重要的著力點就是數字化轉型。2019年9 月4日聯合國貿發會議發布名為“數字經濟2019”的報告。這個報告指出，美國與中國在技術創新方面基本上位于全球前列。此外，近年來全球互聯網的數據流量顯著增長，1992年全球互聯網每天僅有100G的流量，到2017年已經飆升至每秒45 000G，預計到2022年會進一步增加。
這意味著在傳統的經濟運行體系與空間之外，一個全新的數字化空間數據價值鏈逐漸發展起來。中國和少數幾個國家（包括印度和美國），是全球比較少的巨國模型。每個巨國模型所代表的經濟體的交易復雜度、經濟部門的復雜性、人的活動的復雜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在現有的復雜體系內進一步推動數字化改造，進一步加快市場化改革，則會激發巨大的發展活力，來對沖經濟下行的壓力。
數字化變革體現了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第一方面是全新的數字經濟模式。自電子商務發展以來，新經濟模式不斷涌現，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在疫情的沖擊下，基于線上的經濟發展模式進一步展現出生命力。
第二方面，傳統產業存在巨大的數字化改造空間，這同樣代表了未來中國經濟進行體制改造的重要動力。
第三方面，數字化給基礎設施建設帶來眾多新壓力、新挑戰。數字化的基礎設施和經濟基礎設施、社會基礎設施一樣，決定了未來數字經濟發展的空間究竟有多大。比如線上會議越來越火爆，但與此同時，制約線上會議發展的不再是獲取流量軟件方面的因素，而是網絡、硬件等基礎設施能否跟上線上活動的快速增長。
無論是金融科技還是數字化轉型，不僅是為了應對短期經濟下行的壓力，更重要的是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往數字化方向轉型的大趨勢。與經濟社會的數字化同步，金融呈現出數字化轉型與變革的大趨勢。近年來從互聯網金融到金融科技，人們經歷了一輪挑戰和嘗試，金融科技的創新逐漸步入正軌。
回顧歷史，2015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等十部委發布《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對互聯網金融做了一個描述，但這個描述具有一定的階段性特征，并且與當時國內比較火爆的一些典型的互聯網金融業態有密切聯系。慢慢地，在互聯網金融發展當中出現了一些問題。無論基于國際視角還是國內視角，金融與科技的融合逐漸回歸金融機制、金融原理。比如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在2016年對金融科技下了一個定義，即新技術帶來的金融創新，通過創造新的業務模式、應用、流程或產品，對金融市場、金融機構或金融服務的提供方式產生重大影響。在這個過程當中仍然需要遵循金融市場的基本規律。
一方面，互聯網金融的整治逐漸進入收尾階段；另一方面，2019年央行等幾部委推出了金融科技的規劃。與上一輪互聯網金融時代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況有所不同的是，這一輪在頂層設計、理論認識、規范約束方面打了一個比較好的...
整個現代金融業就是一部科技發展史，尤其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基本上每隔10年技術就會快速迭代。與之相應，在金融領域以銀行為代表，傳統的存貸匯都在發生重大的變化。進入21世紀，新興技術快速迭代，金融的創新與業務活動具有前所未有的復雜性，原有金融業的基本架構被重塑，帶來多種具有變革意義的業務、功能、渠道、組織創新。以電子支付為例，從銀行卡到條碼支付，由第三方支付所引領的零售支付的創新工具和模式不斷涌現。只有技術給予支撐和保障，才有可能在支付清算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
我國電子支付發展概況
圖1-1 現代金融業與科技融合的發展歷史
資料來源：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目前，我國的第三方支付發展全球領先，這離不開支付技術不斷的創新突破，從信用卡、“金卡工程”到移動支付、第三方支付市場的規范發展，我國的支付產業正朝著提升用戶體驗與保障支付安全并重的方向發展。
1.1985年，中國銀行發行第一張信用卡“長城卡”
中國銀行于1986年10月做出推廣“長城卡”的決策，并在全國范圍內發行了統一命名的“長城信用卡”，簡稱“長城卡”。該卡使用人民幣為統一的結算貨幣，自此國內通用的人民幣信用卡誕生了。到1992年9月，中國銀行西藏自治區分行在拉薩市發行長城信用卡，“長城卡”成為第一張在全國范圍內發行的信用卡。
2.1991年，全國衛星通信電子聯行代替手工聯行
1991年4月，首批電子聯行業務在廣州、哈爾濱等7個城市運行，自運行以來其系統穩定性不斷提高、業務量不斷增加。電子聯行使異地資金的匯劃在幾秒鐘內就可完成，展現了異地資金匯劃“快、準、平、清、安全”的優點。此舉推動了聯行清算體系的改革和發展，為我國的清算系統和國際接軌創造了條件。1995年，電子聯行“天地對接”工程實施，進一步擴大了電子聯行的覆蓋面、加快了資金劃轉速度。
3.1994年，金卡工程實施
1994年6月，國務院批準首批12個省市啟動金卡試點工程建設。1997年，12個試點城市銀行卡信息交換中心全面開通。
4.1999年，第三方支付企業成立
北京環迅股份公司和上海首信電子商務有限公司成立，這是我國最早的第三方支付企業。
5.2002年，銀聯成立
2002年3月26日，經國務院同意，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中國銀聯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中國銀聯是中國銀行卡聯合組織，處于銀行卡產業的核心和樞紐地位，是實現銀行卡系統互聯互通的關鍵所在。
6.2005年，大額實時支付系統正式運行
該系統主要處理同城和異地的大額貸記支付業務和緊急的小額貸記支付業務。大額支付指令逐筆實時發送、全額清算資金，主要為銀行業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提供快速、高效、安全、可靠的支付清算服務，是支持貨幣政策實施和維護金融穩定的重要金融基礎設施。
7.2006年，小額批量支付系統正式運行
該系統是繼大額實時支付系統之后中國人民銀行建設運行的又一重要應用系統，主要處理同城和異地紙憑證截留的借記支付業務和小額貸記支付業務。中國人民銀行通過建設以大、小額支付系統為主要應用系統的現代化支付系統，將逐步形成以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為核心，商業銀行行內系統為基礎，票據交換系統和卡基支付系統并存，支撐多種支付工具的應用并滿足社會各種經濟活動支付需要的中國支付清算體系。
8.2007年，支票影像交換系統正式上線
全國支票影像交換系統是指運用影像技術將實物支票轉換為支票影像信息，通過計算機及網絡將影像信息傳遞至出票人開戶銀行提示付款的業務處理系統，它是中國人民銀行繼大、小額支付系統建成后的又一重要金融基礎設施。影像交換系統定位于處理銀行機構跨行和行內的支票影像信息交換，其資金清算通過中國人民銀行覆蓋全國的小額支付系統處理。
9.2010年，中國人民銀行正式發布《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
該政策旨在促進支付服務市場健康發展，規范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行為，防范支付風險。
10.2011—2013年，快捷支付出現并快速發展
快捷支付指用戶購買商品時，不需要開通網銀，只需提供銀行卡卡號、戶名、手機號碼等信息，銀行驗證手機號碼的正確性后，第三方支付發送手機動態口令到用戶手機號上，用戶輸入正確的手機動態口令，即可完成支付。它是銀行針對第三方支付機構所采取的提升支付快捷性、便利性的支付創新手段。
11.自2014年起，條碼支付快速發展
條碼支付是支付寶為線下實體商戶提供的一種快捷、安全的現場支付解決方案。無須安裝POS機，直接通過已有收銀系統或手機，掃描用戶手機上的條形碼或二維碼即可向用戶發起收銀。條碼支付經歷了從“叫停”到規范發展的過程，為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機構積累了大量支付場景。
12.2020年，《人臉識別線下支付行業自律公約（試行）》發布
該政策由中國支付清算協會組織制定，旨在規范人臉識別線下支付（以下簡稱刷臉支付）應用創新，防范刷臉支付安全風險。目前，刷臉支付逐步興起，刷臉支付的快速興起不僅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更帶動了相關移動支付產業鏈的騰飛。伴隨5G、AI、Io T等前沿黑科技的加速應用落地，中國刷臉支付產業正加速崛起。
理解金融科技有不同的視角，除了可以從新興的業務功能、產品的角度理解，還可以從金融科技服務的行業主體角度理解。無論從廣義還是狹義的角度，提供金融科技服務的四大主體都值得關注。
第一是銀行、保險，包括證券、信托等持牌金融機構。從全球來看，它們都在積極應用新技術，并且嘗試金融科技輸出，是金融科技創新的重要主體。第二是互聯網企業，主要是大型互聯網企業。比如這兩年Big-Tech[1]（大型科技企業）利用自身的優勢，在金融業務、類金融業務、科技輸出方面都有廣泛的布局，受到各方高度關注。第三是新一代技術企業。這類企業不做金融業務，更多提供技術解決方案，通過外包服務支持金融機構、類金融組織、監管機構和政府部門。新一代技術企業是金融科技創新的重要主體。第四是互聯網金融和類金融組織。它們經歷了進一步的整頓以實現合規發展，并體現出自身的技術能力，也是提供金融科技服務的重要主體。
從當前國家的政策方向（包括央行金融科技規劃落地的一系列措施以及近期相關部門出臺的一些規定）來看，首先是鼓勵并支持持牌金融機構的金融科技創新和發展。除此之外，如何更好地規范發展Big Tech類企業，怎樣促使新技術企業與持牌金融機構有效合作，都是值得關注的重點。互聯網金融、類金融組織則必須持牌經營金融業務，這是未來各國監管的一個重要方向。
未來幾年，銀行、證券、保險這些持牌金融機構將成為重要的金融科技創新主體。與此同時，Big Tech會與持牌金融機構形成重要的互補，新一代技術企業將成為重要的外部支撐。上一輪互聯網金融時代涌現出來的新金融模式魚龍混雜、良莠不齊，需要加以甄別。
目前是金融科技發展的重要窗口期，既要避免互聯網金融重蹈覆轍，又要抓住重大歷史發展機遇。有9個要點值得進一步思考：
（1）人才。金融科技的創新離不開人才。某些領域需要復合型人才，但更多領域需要的并不是復合型人才，畢竟復合型人才是少數。所以多數人應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避免被AI、機器所替代。比如AI+金融，在可解釋、可驗證等方面還有不足之處，中間有大量的黑箱，如果利用人才的專業能力彌補不足，人才的不可替代性會進一步增強。所以人才是第一個要點。
（2）技術。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快速發展，在金融領域逐漸應用。
（3）數據。數據是數字化時代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
（4）場景。所有的金融科技創新最終都要落到特定的場景中。
（5）資本。從全球來看，主要的金融科技創新中心，不僅是場景應用的中心，往往也是投資和支持金融科技從業主體快速發展的資本集聚中心。
（6）產業。所有的金融科技創新最終都要服務某些產業，這也是金融服務實體的最終落腳點。
（7）監管與政策。金融科技的創新必須在監管允許的范圍之內。
（8）硬件。硬件是基礎設施。
（9）文化。這直接涉及軟實力、軟性競爭力問題。
總之，金融科技的創新、金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不是短期的事情，中長期應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
注釋
[1] 最早使用這一名詞的是新聞媒體。在早期的一些報道中，部分西方媒體曾把谷歌、亞馬遜、臉書和蘋果合稱為“BigFour Tech”（四大科技企業）。后來，一些報道在這四家公司的基礎上加入微軟，將它們并稱為“BigFiveTech”（五大科技企業）。再后來，人們干脆把“Big”和“Tech”之間的量詞去掉，用BigTech來泛指那些擁有龐大用戶、具有廣泛業務的科技企業，包括中國的BAT在內的一大批企業也都被劃入這一行列。
金融科技應用新領域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國經濟社會帶來較大的沖擊，對金融服務模式也會產生深遠影響。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未來經濟金融體系會呈現出三個值得關注的變革趨勢：
第一，更加重視數據優化與標準化，運用大數據方法來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為數字化時代積累重要的生產要素奠定基礎。數據就是數字化時代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數據不足會導致信息不對稱。但在目前海量數據充斥的環境下，大量的數據泡沫、非標準化的數據、存在問題的數據，同樣也會帶來信息不對稱。因此，下一步金融科技的創新應用始終離不開數據基礎的優化與標準化。
第二，金融業將進一步擁抱人工智能、區塊鏈新技術，推動產品與服務的線上化、移動化、智能化。
第三，新技術難以單兵突進，它的發展離不開合理、透明、規范的制度規則。雖然現在越來越強調技術帶來的沖擊和影響，但技術本身其實是難以單兵突進的，因為經濟活動、金融活動還是人的活動，所以離不開合理、透明和規范的制度規則。
從中觀角度進一步聚焦，金融科技從技術端到業務端的中間環節的聯動性正在逐步提升。受疫情影響，短期內提出了項目建設、場景建設非常迫切的需求。在如此巨大的壓力下，技術、業務與中間環節的聯動性進一步提升。中間環節則包括技術標準、平臺服務模式、監管和政策等，保障了金融科技生態與產業鏈的高效運轉。
另外，金融科技的創新離不開供給端與需求端兩大要素的影響。供給端要素包括技術與監管。需求端的要素是企業與消費者偏好。從全球范圍來看，影響金融科技創新的深度和廣度的最大因素體現在監管層面。監管給予的空間直接決定了金融這樣的特殊行業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跟技術相融合。來自需求端的企業與消費者偏好體現為人們對線上化、移動化、數字化的適應度不斷提升。
進一步具象化來看，金融機構的金融科技創新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業務、產品與服務。以銀行業為代表，銀行的存貸匯業務受到了深刻的沖擊和影響。比如保險行業中保險科技已經成為金融科技創新中一個重要的參與者，金融科技在證券、信托等其他持牌金融機構領域也在快速迭代和發展。
（2）主體與組織架構。眾多金融機構在主體組織架構方面不斷做出探索和轉變。比如銀行內部包括網金部門，在金融科技發展過程中，它們都在不斷探索如何使自己的組織架構達到最優。
（3）風控與安全。風控與安全一直是金融機構健康發展最重要的生命線。智能風控已經成為各方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
（4）合作模式與生態。這不僅涉及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之間的關系，還涉及金融機構與技術企業之間的關系，金融機構與流量組織、平臺、大型Big Tech之間的關系。合作模式與生態的復雜程度前所未有。
（5）在技術與金融基礎設施上的投入。廣義上的金融科技創新業務，按照巴塞爾委員會的思路，分為支付結算、存貸款資本籌集、投資管理與市場設施。這些年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呈不斷增長的態勢。
前幾個方面涵蓋了主要的金融業務的特點，最后一方面是非金融業務，主要涉及能夠支撐金融行業健康發展的跨行通用的一些基礎設施、基礎設備等。它決定了承載于其上的金融科技創新能否順暢地推進。所以金融機構的金融科技創新一直在延續，在未來仍將不斷推進。
經過疫情的短期壓力測試，中長期來看，判斷哪些領域可以進一步往前探索不只是監管面臨的挑戰。行業要全面提升技術能力、規范性、認知水平、綜合能力來應對政策給予的短期空間所帶來的挑戰，具體體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非接觸與零接觸服務。非接觸與零接觸服務能夠對機構供給與客戶需求兩端都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機構供給端需要不斷改善自己的服務產品，提高供給優化的動力。更為重要的是對客戶需求端產生的影響。過去由于數字鴻溝的存在，特定的用戶群體因為是弱勢群體而難以掌握數字化的手段與能力，在享受數字服務方面有障礙。隨著數字化對金融體系和經濟體系的改進，這一類客戶對數字化服務的需求將增加。來自客戶端的壓力會倒逼線上業務快速發展，跨越PC互聯網階段，向移動互聯網階段進一步提升。
第二，支持中小微企業。金融機構的“抗疫”更多體現在普惠金融方面，但是對中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有限。一方面是因為原有金融科技在B端業務發展中存在一些天然的瑕疵和不足。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小微企業在疫情沖擊下的融資需求是短期需求，更大的影響來自金融之外。
第三，服務供給的多渠道、多視角協同。金融機構在金融科技應用與數字化轉型過程當中有各種各樣的布局，但是這些布局之間的協同程度有待提高。未來，明晰客戶對便捷服務的要求，會進一步倒逼金融機構更好地協同整合不同渠道、不同視角、不同部門，而不是進行撒網式布局。
第四，更重視B端業務。C端業務受金融科技的沖擊非常大，我國已經在世界上占據了一個相對有特色的地位。但是在B端業務方面，金融科技的應用還存在很大的不足。目前，社會越來越關注基于供應鏈、貿易鏈、產業鏈的產融結合式創新，這是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但是要避免“新瓶裝舊酒”的現象，應利用新技術，通過平臺合作落地最佳場景來緩解供應鏈金融中天然的痛點與矛盾。
第五，全新的風控壓力。未來，金融科技創新對風險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對線上業務積累不足、金融科技創新應用存在不足、人才與技術能力儲備不足的銀行來說。利用線上手段服務于本身數據積累不夠、信用評估比較難的企業，給風控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第六，對金融行業數字化能力的進一步提升造成壓力。商業銀行、其他金融機構在更好地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對外賦能的同時應審視自身經營的數字化程度，在關注前臺給客戶賦能的同時還要應對中后臺線上化提出的挑戰，全面改進自身的運營能力。
第七，非融資性服務的創新不斷加速，包括支付清算、風險管理、投資與財富管理。比如，如何實現精準保險，如何更好地進行財富管理與資產配置。
第八，單獨聚焦監管因素。在疫情影響下，監管部門推出了一些短期內可以進一步推動創新和發展的政策。這些政策體現為某種壓力測試，或者說是某種監管沙箱。以線上開戶為例，監管層提出銀行可以在有效防控風險，準確識別客戶身份和開戶意愿的前提下，綜合運用遠程視頻、人臉識別、電子證照等方式，通過電子渠道為客戶辦理開戶變更等業務，但疫情結束后，銀行仍需及時聯系客戶補齊相關手續。這一系列政策雖然具有短期效應，但是對未來進一步探索相關領域的改革發揮了推動作用。當然，疫情之后進一步推動遠程開戶改革，也應充分考慮效率與安全的平衡。與遠程開戶有關的配套法律規則、內控機制也需要進一步完善，從制度上保障電子單證、影像、簽章、數據等的合規合法性。
金融科技助力機構數字化轉型下面回到中長期視角，分析金融科技如何助力金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以最重要的金融機構主體——銀行作為典型案例來進行剖析。
影響以銀行業為代表的金融機構的因素越來越多，比如經濟周期、產業周期、監管周期、銀行周期、技術周期。曾經有人認為進入21世紀，中國銀行業改革非常成功，表面上看是上市股改，其實背后是2003年開始的一輪全球黃金增長的周期。如果條件變了，銀行業等金融機構的好日子是否還會繼續？實際上這幾年已經明顯感受到這種挑戰。以美國為例，美國銀行業主要包括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體系下所有參加存款保險的商業銀行和儲蓄機構，截止到2019年年末，這些機構總共有5 193家，商業銀行4 521家，儲蓄機構662家，外資銀行分行10家。FDIC的數據顯示，1985年美國銀行曾經多達18 000多家。可以看到，在一個市場經濟國家，銀行業和企業一樣變化很快，10 000多家退出市場的機構中有近1/4～1/3是因為破產，其余主要是通過并購重組退出市場，破產的機構更多是實力較弱的小機構。在快速變化的市場經濟國家，商業銀行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應對挑戰有不同的著力點，技術投入是其中一個重要方向。
美國咨詢公司Celent曾預測2019年美國銀行業科技投入將超過1 000億美元，新科技的研發將占信息技術支出的37%，2020年該比例會增長至40%，2022年將達到50%。大型銀行在科技創新領域處于領跑地位。2019年，摩根大通的科技預算為114億美元，位居行業第一，較2018年增長5.6%，其中近一半的科技預算用于在內部實施顛覆性科技應用，另一半則主要用于系統和數據的維護。排名第二的美國銀行2019年的科技預算也達到100億美元，其中30%用于技術創新投資。位列第三和第四的是富國銀行和花旗集團，2019年的科技預算分別為90億美元和80億美元。大型銀行和中小銀行在科技投入上的差距日益擴大，規模較小銀行的投入金額明顯落后，處于競爭劣勢。未來中小銀行可能會通過更多地使用第三方科技外包服務或開展行業內并購來獲得競爭優勢。
無論是銀行信息化、電子化、銀行金融科技還是開放銀行，這些概念背后都意味著新技術、新模式對銀行的組織架構、業務和機理的重構，歸根結底就是利用先進的技術實現銀行效率、效益、效果的全面提升。在全球的銀行數字化轉型變革中，可以借鑒的有三類：第一類是中小銀行的數字化重生。第二類是全新的新興數字化虛擬銀行。從英國的Atom Bank（原子銀行）到我國的微眾銀行、網商銀行，這些都是沒有歷史包袱、具有新興基因的銀行。第三類是大型銀行的數字化道路。
需要特別關注中小銀行的數字化重生道路。大量小銀行在競爭中不得不黯然退出市場，而生存下來的小銀行都離不開幾個大的發展方向：（1）扎根于地方，扎根于社區，不進行大規模擴張，更多地服務于地方，服務于社區。在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有一些銀行在家族里傳承多年，不會受到太大的金融與經濟危機的沖擊。（2）融入大型金融集團的平臺中，獲得更多平臺資源的支持。（3）進行數字化的轉型與重生。通過提高運營效率、改善產品、獲取客戶，逐步實現服務的智能化。這個方向在業內已經形成共識。
無論是從行業接受程度還是從監管的認知程度來看，中小銀行在快速利用金融科技創新業務方面，空間將有所增大。金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離不開戰略層面四個方面的目標。
第一，客戶。商業銀行創新的最終目的是更好地服務于客戶。一方面，從客戶角度看，銀行數字化轉型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例如，客戶對銀行的信任度高于科技公司，銀行擁有數量龐大而又獨一無二的零售和對公客戶數據集合，天然具有數字化轉型的“生產要素”。另一方面，商業銀行由于受到相對僵化的模式約束，在更好地服務客戶方面還有許多不足之處。比如，目前商業銀行業務的離柜率高達80%多，手機銀行對網絡銀行的替代性極高，大量的手機銀行客戶掌握在國有大行、股份制大行手中。但是這些海量客戶的活躍度究竟多高，有沒有享受到很好的服務等問題值得存疑。從傳統金融機構的角度來講，不僅要關注如何獲取客戶的問題，更要關注如何更好地為現有客戶提供優質服務的問題。
第二，監管。銀行業是各國監管部門關注的核心，其創新活動也受到各類監管規則的嚴厲約束。一方面，大量銀行數字化創新活動首先在監管邊緣地帶或不受監管約束的地方開展起來。另一方面，許多國家的監管部門在“自上而下”地推動某些銀行的技術變革，例如近年來興起的“開放銀行”。各國監管部門的政策目標往往需要在以下三者之間權衡：金融穩定與安全性，提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服務能力，提升本土銀行的核心競爭力。
第三，機構。從商業銀行角度來看，無論是海外還是國內，“躺著賺錢”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是銀行數字化轉型最根本的動力。由于外部監管和內部因素的變化，銀行一方面難以靠傳統業務持續獲得高增長，另一方面更難參與復雜的金融業務。因此，如何利用大數據等新技術來進行全面的“挖潛改造”，成為新形勢下商業銀行重獲生命力的重要著眼點。具體來看，在業務與產品、組織架構、內部控制、風險管理、基礎設施等各個層面，可能都存在“粗放式”發展與可以優化的地方。進行數字化改造，本質上是為了改善銀行的“體質”，從而構建更穩定、可持續的新商業模式。
第四，行業。從行業角度來看，這意味著那些真正有動力、希望生存發展的機構，尤其是中小銀行，可以借助數字化轉型來構建銀行間合作發展的共贏機制。例如，在系統建設、跨區域客戶共享等方面。與此同時，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金融科技公司之間的合作空間也在不斷擴大，數字化轉型意味著為銀行創造全新的外部業務與技術關系，以應對金融“脫媒”的挑戰。
商業銀行的數字化轉型離不開對發展目標、戰略重點、基本保障等要素的把握，從而實現理性、健康、高效、可持續的轉型探索。具體來看，需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明確數字化轉型的戰略定位。正如過去所說，路線是綱，綱舉目張。無論是英國《銀行家》這樣的媒體，還是像美國的駱駝評級這樣的監管評級，均在不斷提升戰略與管理這個要素的權重。在全球不確定性日益增加的大環境下，各家金融機構更要結合各自特點，明晰戰略定位。
第二，構建適應數字化轉型的組織架構。一些大型金融機構通過在海外探索新的組織主體，并將其嫁接到原有機構上，來適應新的組織機構體系。
第三，保障數字化轉型的安全原則與邊界。
第四，發掘大數據的內在價值，提升數據的質量。
第五，充分利用新一代技術與系統。可以在非核心的業務地帶，加大金融行業對不太成熟的處于創新階段的技術的探索和應用。
第六，全面推動以客戶為中心的場景創新。傳統銀行的信息化主要是通過技術手段來提升管理和運作效率，因此更加關注企業級的穩定性與可靠性，而非用戶體驗、快速創新和靈活的擴展能力。與這樣的企業端信息化轉型不同，銀行數字化本質上是面對客戶端的科技創新，包含面向業務場景的自我賦能。一則可以通過數字化工具與模式，全面拓展家庭金融服務鏈、產業金融信用鏈，把握好智能化家庭消費金融、財富管理等服務配置，以及大企業、小企業的需求特征，真正實現場景金融的服務融合。二則可以著眼于支付結算、資源配置、風險管理等基本金融功能，實現服務空間與時間的拓展，圍繞碎片化的客戶潛在金融需求，提前予以發掘、培育和滿足。三則積極拓展面向政府G端的需要，使之更具便捷性、智能性和公共性。四則為了實現面向各類客戶的無處不在的“交互”，推動客戶向用戶乃至伙伴進行轉移。
第七，打造合作共贏的數字化新生態。數字化經濟社會的基本特征就是互聯互通，銀行數字化轉型本質上也是為了構建更加開放的合作共贏生態。具體而言，包括監管與銀行之間的合作、銀行同業之間的合作、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合作、銀行與技術企業之間的合作等，歸根結底是為了實現業務、技術、系統、理念的共享共贏式發展。生態建設不能“一哄而上”，更不能“為開放而開放”，需要參與者有更加清晰的戰略思考和定位，并且能夠在生態建設中真正找到彼此互補、合作共贏的著眼點。
第八，完善數字化時代的責任與文化。疫情使金融機構充分認識到責任與文化的重要性，這不僅僅是公益，金融機構應當與產業、企業、居民真正建立一個共贏、共享、共同生存的環境。近期調查顯示，ESG[1]里包含的治理、責任等因素越來越受金融機構重視，尤其是亞太地區的銀行，它們最希望在風險框架當中加入ESG因素。
我國銀行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面臨許多難點，必須理性看待。（1）如何構建支持銀行數字化轉型的監管協調機制。（2）如何結合自身特點實施差異化的銀行數字化轉型策略。（3）如何確定銀行內部持續推動的動力機制。長期以來，在信息化、數字化轉型中，銀行內部始終面臨不同部門、不同條線、不同機構之間的競爭，有時能夠最終提高競爭效率，有時則成為改革與發展的阻礙。銀行數字化轉型能否最終成功，不能只靠目標和理想，還需要在內部構建有效的激勵相容機制，在轉型中盡量增加多數內部人的利益。（4）如何避免數字化被濫用和變為運動式推進。（5）如何加強銀行數字化轉型的理論支撐。
你問我答
●在推動銀行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什么？
對不同的機構來說，面臨的最大風險可能不一樣。比如在某些銀行的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如果著眼于業務層面，則會面臨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如果著眼于渠道層面，則會面臨黑客風險、網絡風險、開放環境下的欺詐風險等技術端的風險。但是對銀行業來說，在轉型中面臨的最大風險是監管風險、合規風險和戰略風險。戰略是金融機構在面臨變化時首先需要考慮的，一旦戰略方向有偏差，就會導致業務等一系列鏈條出現問題。
●進入數字化時代的標志是什么？
第一是數字經濟對整體經濟的貢獻度。目前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哪些經濟模式是數字化經濟、新經濟。比如，中國和美國在一些新技術方面其實已經走在世界前沿，中國更多是技術應用方，美國更多是技術原創方。歸根結底，相關技術對經濟的貢獻都是比較突出的。第二，從技術本身來說，無論是網絡的普及率、移動手機的普及率，還是線上業務的深入程度等指標，都可用來衡量是否在向數字化時代快速迭代。中國數字化最終的動力來自龐大的網民群體和移動手機用戶群體。中國移動端用戶群體規模最龐大，為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最基礎的支撐。未來一段時間，中國數字化轉型會快速迭代，而早期的數字化轉型更多是適應需求端的場景應用型。下一階段就整個體系來說，我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借助來自龐大的需求場景的比較優勢，在基礎層面推動更多的技術創新，由此使技術真正成為提高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組成部分，使我國成為技術驅動型的創新經濟體。
注釋
[1] ESG是一種關注企業環境、社會和治理績效（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的投資理念，是投資者在投資時為了衡量企業的可持續性和環境、社會影響所關注的三個核心因素，這種策略也稱為責任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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